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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会议进行间，3枚一吨级的GBU-31 GPS制导炸弹和2枚250公斤级GBU-12激光制导炸弹从天空投下，公寓楼瞬间被火球撕裂，浓烟裹挟着火焰直冲云霄，数公里外都能感受到地面的剧烈震颤。

　　空袭过后，胡塞武装承认，总理艾哈迈德拉赫维等多名政府要员在袭击中丧生，其余内阁成员也多数带伤。

　　9月1日上午，胡塞武装为袭击遇难者举行了葬礼，根据葬礼上公布的信息，身亡的高层人员包括：

　　政府总理艾哈迈德拉赫维、总理办公室主任卡布西、经济部部长穆因马哈基里、司法部部长艾哈迈德阿里、外交部部长贾迈勒阿梅尔、农业部部长拉德万鲁拜伊、能源和水利部部长阿里哈桑、劳工部部长萨米尔巴贾拉、文旅部部长阿里亚菲、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部长阿勒马乌利德、信息部部长哈西姆沙拉夫。

　　共计九个部长、一个总理办公室主任和一个总理，损失极为惨重，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。死亡的部门首脑，覆盖了政府运转的核心领域。

　　从统筹全局的总理职位，到负责协调的总理办公室，再到分管经济、司法、外交、农业、能源、劳工、文旅、体育、信息等关键领域的部门，几乎涵盖了民生、治理、对外沟通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这些岗位的空缺，短期内会直接影响政策推进，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工作陷入停滞。不过，幸运的是，胡塞武装的核心领导班子并未受到影响。

　　胡塞武装原名“青年信仰者”，由马利克胡塞的哥哥侯赛因胡塞创立。

　　2004年，侯赛因被也门政府军炸死，弟弟马利克胡塞接过了组织的领导权，并将“青年信仰者”更名为“胡塞人”，以表示对哥哥斗争精神的永远追随。

　　二号人物是胡塞，他是马利克的表兄，也是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，负责监督各省、协调各地矛盾以及分配各地的资源;

　　三号人物是卡里姆胡塞，他是马利克的亲弟弟，担任内政部长，负责内部安全事务;

　　在“三个胡塞”之外，还有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迈赫迪马沙特，他负责主持最高革命委员会的工作，同时担任一号人物马利克的秘书;

　　安全局局长哈希姆阿尔海瓦尼，负责领导情报系统;国防部长纳西尔阿蒂菲以及总参谋长卡里姆加马里，两人负责领导军队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本次遇袭身亡的9名部长和1名总理，并不属于胡塞武装的核心领导班子。

　　对于他的被杀，西方媒体和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基本都轻描淡写，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傀儡，不掌握实权。例如《以色列时报》就表示，“拉赫维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傀儡领导人，不属于胡塞武装领导层的核心圈子”。

　　胡塞武装来自也门北部，其基本盘是北部的什叶派，但如果胡塞武装想统一也门，就必须团结南方的逊尼派，给南方人一些政府职位，拉赫维就是南方人。

　　他于2014年与胡塞武装达成合作，2024年8月成为政府总理，是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统战工作的典范，但实际负责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总理穆法塔赫，才是真正的掌权者。

　　尽管本次袭击没有波及核心领导班子，但依然为胡塞武装敲响了警钟。以色列能够准确获知会议地点和时间，没有内鬼配合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总理拉赫维被炸身亡后，作为第一副总理的穆法塔赫，顺理成章地继位，出任新总理。按照“谁受益最大，谁嫌疑就最大”的逻辑，穆法塔赫自然成为值得怀疑的对象。

　　关键在于，他当时也在会议现场。袭击发生后，外界曾一度盛传死亡人员名单中包含穆法塔赫。直到9月1日举行葬礼当天，穆法塔赫现身，才击碎了传言。

　　死里逃生的穆法塔赫，额头上还带着新的伤痕，显然他也在本次袭击中受了伤。若穆法塔赫真是内鬼，理应提前避开现场，避免自身被爆炸波及。

　　毕竟导弹的打击是无差别的，不会刻意绕开他，留在现场的他，面临的死亡风险与其他参会者并无区别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穆法塔赫的嫌疑不高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伊朗的内部渗透问题极为严重，早已被外界视作“筛子”。最直接的例证，便是与哈马斯高层在伊朗境内遭遇的暗杀事件。

　　作为黎巴嫩的最高领导人，纳斯鲁拉一直是以色列的“眼中钉”，此前曾多次遭遇以色列策划的暗杀行动，但都安然无恙。

　　直到2024年9月27日，他在总部与伊朗革命卫队顾问召开会议时，遭到以色列空军的定点清除，这让外界普遍怀疑，伊朗革命卫队顾问的参与，可能是导致会议信息泄露的关键。

　　还有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，2024年7月31日，哈尼亚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，出席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，这一活动本身属于伊朗的重要官方场合，安保级别极高。

　　而且哈尼亚居住的地点是革命卫队专属的宾馆，理论上应是绝对安全区域。但典礼结束后不久，哈尼亚刚回到宾馆，就莫名其妙遭到了暗杀。

　　2025年6月14日，也门首都萨那郊外的一栋公寓里，胡塞武装的核心领导班子，准备与伊朗派来的顾问，举行一次行动协调会议。

　　胡塞方面的与会者，包括最高领导人马利克胡塞、总参谋长卡里姆加马里、安全局局长哈希姆阿尔海瓦尼、国防部长纳西尔阿蒂菲以及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迈赫迪马沙特。

　　令人后怕的是，与会人员前脚刚离开原会场，以色列的导弹后脚便精准击中了那栋公寓。尽管侥幸躲过一劫，但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　　但现实情况是，胡塞武装离不开伊朗的支持，尤其是武器与经济层面的援助。双方时常需要通过开会协调事务，完全不与伊朗人接触根本不现实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伊朗方面知晓部分胡塞高层的秘密，比如此次政府会议的地点与时间，并非不可能。

　　从8月31日起，胡塞武装的士兵，陆续突袭了多个联合国机构在也门的办公室，包括突袭世界粮食计划署、儿童慈善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，并先后拘留了17名联合国人员。

　　由于多年战乱，政府无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，也门有超过500万人依赖联合国的援助生存，尤其是粮食。

　　而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回应中，只是谴责了胡塞武装对工作人员的拘留，呼吁释放，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为什么胡塞武装会对联合国采取行动，那是一个字也没提。

　　然而，就算胡塞武装知道联合国有问题，怎么处理和联合国的关系，也是个难题。

　　具体是指：当进口货物抵达荷台达港时，会先被征收一次税款;待货物离开港口、进入内陆地区时，还需在沿途的内陆检查站，再次缴纳一笔税款。

　　这一税收制度推行后，增加了货物流通成本，压缩了利润空间，引发许多商人的强烈不满。

　　一方面，以色列与美国长期对萨那、荷台达等胡塞控制区的重点城市实施轰炸，导致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，经济活动陷入困境;

　　另一方面，西方的金融制裁也绝非“象征性措施”，而是切实冲击着胡塞控制区的经济运转。

　　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今年3月18日，塔达蒙银行、也门巴林银行、也门海湾银行、也门金融和投资银行、萨巴银行、也门商业银行、库拉米小额信贷银行、阿迈勒小额信贷银行等八家也门银行，集体宣布将总部从萨那迁往南部的亚丁。

　　美国政府并未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制裁，而也门首都萨那，是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地带，若这些银行总部留在萨那，不仅可能被美国纳入制裁范围，还会因金融渠道受限，严重影响日常业务开展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这些银行迁往亚丁时，还会带走大量资本;实际从萨那迁往亚丁的银行，也远不止上述八家。这一系列迁移，导致胡塞控制区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，加剧了当地的经济压力。

　　尽管这一数字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，但“胡塞武装财政收入明显减少”这一事实，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前面说了，联合国在也门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，主要是粮食援助和一部分就业，养活了不少人。

　　如果胡塞和联合国的关系过度恶化，导致联合国撤离，胡塞将不得不自行承担数百万人的粮食需求。

　　一边是联合国泄密嫌疑带来的愤怒，若不拿出强硬态度震慑潜在风险，以色列的情报渗透只会更肆无忌惮;

　　另一边，则是也门早已千疮百孔的民生，数百万人靠联合国援助续命，一旦逼走联合国，胡塞根本无力承接重担，民生崩塌的反噬，会直接动摇其治理根基。

　　啃下这块硬骨头，找到两种选择之间的平衡点，才能在中东乱局中继续握住对抗的主动权。

　　如果找不到，胡塞要么栽在以色列的下一轮突袭里，要么被民生崩塌的浪潮吞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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